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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坛》2018第6期重点文章: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哲学

发布时间:2019-05-25 20:3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内容摘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人类文明正处于深刻转型之中,正走向一个新时代。有人认为新时代将是信息文明新时代,有人认为新时代将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相应地产生了两种新哲学信息哲学和生态哲学。二者都批判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和康德的人与非人事物之截然二分。但信息哲学有强烈的计算主义和还原论倾向,因而走向了一元论,并有支持完全可知论的可能。而生态哲学以量子物理学和蕴含生态学的复杂性科学为依据,提出了生机论世界观、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和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哲学将为生态文明新时代凝练时代精神的精华。

  【作者简介】卢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

  余怀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哲学和应用伦理学。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不断有智能之士预言人类历史新时代、新纪元的开始。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的发展趋势确实在预示着新时代、新纪元的开始。人们用了不同的名称去称呼这正走近我们的新时代,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生态纪”“生态文明”“信息文明”等。一个70多亿人口且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是无比复杂的,是多维度、多面向的。这样的世界的历史也必然是无比复杂的,也是多维度、多面向的。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一个名称能成为取代其他所有名称而被所有人接受。本文探究我们正日益走近的新时代(就世界历史而非仅就中国现实看)的特征,并着力勾勒新时代之新哲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会发现“生态文明”和“信息社会”(或“信息文明”)是两个特别值得深究的称呼新时代的名称。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学曾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托夫勒在80年代提出了“第三次浪潮”的大历史观。托夫勒夫妇在其1995年出版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书中写道:“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而视而不见者则处处企图予以压制。这种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样式,改变了工作、爱情和生活方式,新文明还带来了新的经济、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思想意识。”[1]他们称这种新文明的兴起为“第三次浪潮”。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迁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历时数千年;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的兴起,历时不过300年。如今,“我们这些正好生活在同一星球上这一大变革关头的人们会终身感到第三次浪潮对我们的全面冲击”[2]。“我们是旧文明的最后一代,又是新文明的第一代”[3]。他们认为,“工业文明行将结束”“工业主义总危机”已经十分明显[4]。第一次浪潮带来了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带来了工业文明。“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5]“土地、劳动、原材料和资本,是过去第二次浪潮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而知识广义地说,包括数据、信息、影像、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是现在第三次浪潮经济的核心资源”[6]。可见,新文明的经济就是世纪之交曾被热议过的“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托夫勒夫妇也称其为“超级符号性的第三次浪潮经济”[7]。如果说铁路、高速公路等是工业文明的基础设施,那么“信息高速公路”或“电子通道”则构成了新文明的基础设施。可见托夫勒夫妇倾向于把新文明(即第三种文明)称作信息文明。

  被尊为“管理学教父”的德鲁克对新时代和新经济有类似的看法。但德鲁克称这个新时代为“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m Society)时代。德鲁克说,我们明显地处于历史的转型过程中;这次历史转型已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道德视域[8]。经过这次历史转型,价值观、信念、社会和经济结构、政治观念和体制以及世界观的改变之大将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9]。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支配性的资源和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将不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而是知识[10]。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信息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也就是信息经济。如果说后资本主义社会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它就是以“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 Capitalism)为主导的社会[11]。

  多年研究并宣传绿色资本主义和商业生态学的保罗霍肯(Paul Hawken)在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未来经济》一书中宣称,工业主义的经济是物质经济,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物质经济增长依赖于矿物资源的廉价。随着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扬和计算机技术的兴起,物质经济将日趋式微,一种全新的经济将会兴起,这种全新的经济便是信息经济[12]。

  随着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认定未来的新文明就是信息文明。有国内学者说:“一般认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已经经历或还在经历的文明形态,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跨入了信息文明,它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3这正好与谈论生态文明的人们的说法相对应,他们也认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已经经历或还在经历的文明形态,但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跨入生态文明,或说我们必须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文明形态。

  中共“十七大”以来,认为未来的新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观点已成主流。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习总书记说:“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4这便明确宣告:我们正开启的时代是生态文明新时代。

  国外直接使用“生态文明”一词的学者甚少,但不乏与生态文明论者不谋而合的思想家,提出生态纪(Ecozoic)的思想家托马斯伯利(Thomas Berry)堪称典范。伯利新创了一个英语单词:Ecozoic,即生态纪。伯利不是仅在人类文明史的尺度上,而是在地球乃至宇宙演化史的宏观尺度上,反思工业文明的危机,并预言人类文明的未来。地球已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新生代(Cenozoic Era)是我们的世界成形的地质年代。中生代(Mesozoic Era)业已出现的生物在新生代得到了充分的进化。在新生代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既有物种的产生也有物种的消失。地球仍处于新生代。伯利说:“如今,我们自己正以新生代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灭绝着物种。”[15这是由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就美国而言,“科学、技术、工业、商业和金融的新成就确实把人类共同体带进了一个新时代。然而,那些创造了新时代的人们只看到了这些成就的光明的一面。而对其所造成的对美洲大陆乃至整个地球的毁灭却所知甚少我们对工商业的痴迷已以人类事务历史进程中闻所未闻的深度干预了这片大陆的生态系统”[16]。可见,工业文明时期是人类蹂躏地球的时期(A Period Of Human Devastation Of The Earth)。迈进新千年(A New Millennium)的人类必须完成一项伟业(The Great Work):实现从人类蹂躏地球的时代向人类与地球互惠共存的时代的转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是比从古罗马时期转向中世纪以及从中世纪转向现时代更加关键的转变。自6700万年前恐龙灭绝和新生物年代开始的地质生物变迁以来,不曾有过这种转变的先例”[17]“在西方的天空中,随着夕阳西下,地球新生代演化的故事正趋于尾声,我们必须以最高的创造力对此做出回应。我们未来的希望是迎接一个新的黎明,即生态纪,在生态纪人类将以与地球协同进化的方式存在”[18]。从新生代到生态纪的转变将引起人类实在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无比深刻的转变。这将影响我们对自身生存之起源和意义的理解。“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元宗教运动(A Metareligious Movement),它不仅涉及人类共同体的单个部分,而且涉及整个人类共同体。它甚至超越人间秩序,而涉及地球的整个生物秩序”[19]。总之,伯利所说的生态纪不仅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时期,也是地球演化史的一个新时期。仅就文明史部分看,伯利的思想与生态文明论有较多重合之处,如都强调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和谐共生。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的阿伦盖尔则明确认为未来的文明是生态文明。他说,我们正面临的以大规模环境问题为焦点的危机是“现代西方文明”(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危机[20]。摆脱这种危机需要来一场“彻底启蒙”。这场启蒙将诉诸受到后还原论(Post-Reductionist)自然哲学和科学支持的过程-关系形而上学(A Process-Relational Metaphysics),从而将人类安置于通过历史而在大自然之内进行人性之自我创造的境遇之中,并走向一种新的文明,在其中部落之间、文明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破坏性冲突将得以克服,并要求全人类承诺促进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并承认人类共同体该臣服于全球生态系统。这场彻底启蒙的目标应该被理解为全球生态文明(A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建设[21]。

  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也主张称未来的文明为生态文明。他声称他的《生态民主》(1995年出版)一书是一本关于“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根本变革”的书[22]。在这本书中他对工业主义和工业文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因为它致力于无限增长,也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战争倾向[23]。他认为,生态文明奠基于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使互相关联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得以持续。这样的文明具有两个基本属性:第一,它运用欣欣向荣的生物界的动态和可持续平衡的观点看待人类生活:人类与自然不是处于对立状态,人类就生活于自然之中。第二,生态文明意味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这取决于我们做出新的社会选择的能力[24]。“命名一种文明就是树立一面旗帜”[25]。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变革,这次变革和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一样重要[26]。

  以上我们阐述了两种命名未来新时代的观点,一种是信息文明论,一种是生态文明论。显然,双方都阐述了较为充分的理由。如今数字化技术(即信息技术)已全方位地渗透于人类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媒体、教育,乃至日常生活。可见,我们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的新时代为信息时代(以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为标志),或称新文明为信息文明,是合适的。另一方面,工业文明也确实导致了空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从而已把人类文明推向空前的生态危机,若走不出生态危机,则信息技术也无法确保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为走出生态危机,需要人类文明的根本转型,蕴含生态学的复杂性科学和生态哲学是文明转型的基本指南。可见,我们称正被开启的新时代为生态文明新时代也非常合适。

  强行统一名称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谋求信息文明论与生态文明论之间的共识,进而辨识未来文明的基本走向。比较此两论所对应的两种新哲学信息哲学和生态哲学,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异同,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信息哲学家或许是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主任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弗洛里迪认为,自哥白尼发表“日心说”以来,科学的进步已引起了三次思想革命。第一次革命就是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所引起的相对于基督教世界观的革命,哥白尼告诉人们,人类并非居住在宇宙的中心。第二次革命是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该书告诉人们,人类与非人动物之间没有天壤之别,都源于共同的祖先。第三次革命是弗洛伊德发表其精神分析著作,指出人类心灵也有无意识的方面,并且屈从于抑郁等心理防卫机制[27]。如今,我们正经历第四次革命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所引起的革命,第四次革命的种子是由图灵播下的,这次革命将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以前的三次革命以后,人类仍然可以骄傲地宣称,只有人类才具有智能,地球上的一切非人事物(包括各种动物)皆没有智能。但图灵把人类从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聪明行为方面的优越地位上拉了下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信息圈(The Infosphere)。我们已不再是信息圈中毋庸置疑的主宰。数字设备执行了越来越多的原本需要人类思想去完成的任务。我们再一次被迫放弃一个原本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地位[28]。每一次革命都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变了人类对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信息哲学就集中阐述第四次革命所引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

  弗洛里迪宣称:“我们需要一种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的信息哲学。”[29可见,他应该认为“信息时代”才是新时代的合适名称,而且认为新时代的哲学就是信息哲学。信息哲学有很强的计算主义[30]倾向,其基本观点如下:

  1.世界观。万物都是由信息构成的,或万物皆是比特。用著名美国物理学家惠勒的话说即:

  万物皆源自比特。换言之,万物任何粒子、任何力场,甚至时空连续体本身(因此任何身体,包括我自己的身体),其功能、意义、存在都完全(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是间接地)源自比特,源自引发装置对二元选择的是或否的问题的回答。“万物源自比特”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物理世界的每一个事物归根结底都有一种非物质的来源和说明,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样的,我们所的说实在(Reality)就源自对(我们)提出的是或否的问题和激发设备(Equipment-Evoked)之回应记录的最终分析,简言之,一切物理事物的根源都是信息-理论性的(Information-Theoretic),而且这是一个参与型的宇宙[31]。

  据此,计算主义消解了笛卡尔的二元论,而成为一种基于状态形式(A State-Based Form)的一元论。水可有液态、气态、固态。如果“万物皆源自比特”是真的,则心灵与大脑(抑或自我与身体)就都是信息的不同状态或模式。归根结底,物质和非物质可能都是某种潜在信息的两种状态[32]。

  弗洛里迪认为,世界正在变成一个信息圈,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之间的界限将趋于消失,换言之,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将日趋模糊而直至消失[33]。

  在这样的世界,存在的标准也变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哲学家认为永恒不变的实体才是存在的,近代哲学家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信息哲学则提出,“存在就是可互动的”,即便我们与之互动的事物是转瞬即逝的、虚拟的[34]。

  2.知识论。计算主义既然已在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决然摈弃了笛卡尔-康德的简单严整的主客二分,其知识论也势必根本不同于笛卡尔-康德传统的知识论。在笛卡尔-康德传统的知识论中,人是主体,是认知者,而一切非人事物都是被认知或有待于被认知的客体;而在计算主义框架内,人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认知者,智能机器也完全可以是认知者。按照康德的概念框架,人不可能认知“自在之物”,但整个经验世界是由人类主体建构起来的,人类在自己建构起来的经验世界中无疑是具有自主性的。计算主义者则认为,整个信息圈的人工化水平会日益提高,以至于将来智能机器的能动性水平不仅能达到人类水平,还会超过人类水平,那时我们就不好说信息圈的变化是人为的了,只能说是由各种能动者或智能系统共同设计、创造的。在这样一个本身不断创新的世界中,知识只是相对于特定智能体(认知者)的知识。在笛卡尔、康德建构的现代世界框架内,只有人才配享有自由。这里的自由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因相互尊重和承认而获得的自由,也包括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系统的日益发达而获得生活享受的自由,如夏季享受空调房间内之清凉的自由。在信息圈内,并非仅仅人类才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自由,所有的能动者,包括智能机器,也享受技术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自由[35]。

  就信息哲学把一切都归结为信息而言,它似乎有彻底的还原论倾向,它通向数理还原论。既然万物皆是信息和程序,那便意味着万物皆可以数字化。这样一来,信息哲学就可以继承现代性哲学的完全可知论:智能体将能揭示某些统摄一切的数理原理,即揭示温伯格等人所追求的终极定律。当然,信息哲学和生态哲学一样有多样而非统一的表达方式。

  3.价值观和伦理学。计算主义的世界观既然已消解了笛卡尔、康德的二元论,那么与计算主义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必然与深受康德影响的价值观和伦理学截然不同。

  迄今为止,康德学派的伦理学尽管正受到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批判,但仍牢牢占据着学院派哲学的主导地位,康德学派也确实可以无矛盾地宣称自己是重视美德的,因而康德学派与美德论不相冲突。计算主义试图动摇康德学派的根本基础。康德学派顽固地在人与非人、理性存在者(Rational Being)与非理性存在者之间划出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意在凸显人或理性存在者所独具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人与非人事物的截然二分正是康德学派伦理学的本体论基础。康德认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是自主的、自我立法的,从而构成“目的王国”(A Kingdom Of Ends)。“目的王国”与由一切非人事物构成的“自然王国”(A Kingdom Of Nature)截然不同,自然王国中的一切皆受制于外在必然的充足理由律(Laws Of Externally Necessitated Efficient Causes)[36],而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是自由的,是超越于充足理由律之上的。在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人与非人事物之间的界限是不能含糊的。自主的理性存在者是人(Persons),人是必须永远被当作目的而不能仅被当作手段对待的,没有理性的存在者则只是物(Things)。人具有绝对价值,人就是目的本身(End In Itself),而物只具有相对价值,即只具有相对于人的价值,即因可为人所用而具有的价值[37]。在这样的人(主体)与非人事物(客体)截然二分的严整的世界中,人可以利用日益强大的工具系统去改造自然环境,控制一切非人自然物。在由人工物构成的文化世界中,人与工具之间的界限也截然分明:人是工具的使用者,一切人工物,无论它多么精巧,都只是供人类使用的工具。计算主义的信息一元论在消解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同时势必也消解康德学派的人与非人事物的截然二分。

  康德学派关于人与非人事物之截然二分的根据无非是:人有理性,而一切非人事物没有理性。康德学派把理性说得很玄奥,但在计算主义者看来,人的理性也就是智能。弗洛里迪认为,地球正在变成一个信息圈,或者它一直就是一个信息圈,在这个信息圈中,显然并非仅仅人类才具有智能,即就智能而言人并不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如今,人们正逐渐接受关于“自我”的后图灵观念(Post-Turing Idea):我们不是像鲁滨逊身处一个孤岛中那样的独一无二的能动者(Agents),而是在信息圈中互相关联、互相植入的信息有机体(Inforgs)。信息圈是我们与其他信息能动者所共享的,其他信息能动者既包括自然的能动者,也包括人造的能动者,他们都能逻辑地和自主地处理信息[38]。这里自然的能动者就指非人动物,而人造的能动者就指各种智能机器或机器人。可见,经过图灵革命,笛卡尔、康德乃至萨特等哲学家所重视的“主体”(Subjects)和“主体性”(Subjectivity)概念不重要了,已被代之以“能动者”(Agents)和“能动性”(Agency)概念。在康德、萨特等人看来,只有人才是主体,才具有主体性,但在计算主义者看来,所有的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当然包括人)和智能机器都是能动者,都具有能动性。所谓能动者就是能和多种其他存在者互动的存在者(Beings),他们承认其他类似的存在者具有和他们自己平等的地位;他们就通过置身于其他存在者中间而体验其身份和自由[39]。在这一点上,信息哲学与当代环境伦理学具有共同的立场:并非仅仅人类才具有道德资格,非人事物也具有道德资格。生态哲学家说,生态系统也具有道德资格,人类应该出于道德自觉而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计算主义者则说,非人高等动物和智能机器都是能动者,从而也都享有道德资格,故人类不仅应该友善地对待非人动物,也应该友善地对待各种智能机器。

  事实上,像弗洛里迪这样的信息哲学家已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弗洛里迪说:信息哲学的任务之一是构建一个伦理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信息圈将被居于其中的人类信息有机体(The Human Inforgs)看作值得给予道德关注和关怀的新环境。这样的伦理框架必须明确揭示并应对新环境中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必须是关于整个信息圈的一种e-环境伦理学(An E-Nvironmental Ethics)。这种综合(既有整体主义或包容之意也有人工之意)的环境主义要求改变我们的自我意识和在现实中的角色,要求考虑什么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关心的,要求考虑如何让自然事物和人工事物结成同盟[40]。在弗洛里迪看来,生态伦理学等非正统的伦理学仍没有达到最彻底的普遍性和无偏私性,而奠基于信息本体论的信息伦理学才达到了最彻底的普遍性和无偏私性。继承了利奥波德之“土地伦理”的生态伦理学力主把所有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都纳入道德保护的范围,在弗洛里迪看来,这仍然是出于偏见和偏私的。信息伦理学不仅关心所有的人(Persons)及其创造物、福利和社会互动,也不仅关心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而且关心一切存在物,从绘画、书籍到星体、石头,以及一切可能或将要存在的事物,如未来世代,也关心过去存在的一切,如我们的祖先。换言之,信息伦理学最终完成了道德范围的扩展,使之包括每一个信息体,而无论它是否有物理性状[41]。

  在弗洛里迪等人看来,他们所着力阐释的信息哲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它正是信息文明这个全新的时代所必须的哲学,信息哲学就是新时代精神的精华。信息文明的发展就是各种智能体的不断创新。

  如果说信息哲学因为密切关注当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而充溢着乐观进取精神和乌托邦精神,那么密切关注环境污染、生态健康恶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哲学则相对务实而显得保守,面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惯性,它还常常显得悲观。

  生态哲学家和信息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类文明即将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现代性哲学不适合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哲学。但因为对新时代有不同的辨识,故对新哲学有不同的展望。现代性哲学是整个工业文明时代之精神的精华。迄今为止,认为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知识精英正日益增多,但还不能说他们已占全人类知识精英的多数。现代性哲学虽已显得破绽百出,但意识到这一点的哲学家仍居哲学家中的少数。现代性哲学仍作为“工业文明的灵魂”阻碍着新文明的生长,它力图让人类文明沿着工业文明的轨道继续飞奔(发展)。在生态哲学家看来,工业文明的轨道通向毁灭的深渊。不驳倒现代性哲学,新哲学就不可能成长,生态文明也难以成长。

  1.世界观。现代性哲学的世界观包含着心物二元论和物理主义之间的矛盾。笛卡尔和康德是现代性哲学的奠定者。他们所奠定的基本哲学框架是二元论的。笛卡尔认为物质和精神(身体与心灵)是两类根本不同的(不可归并的)实体;康德认为,人(理性存在者)与非人事物是绝对不可混淆的两类存在者。这种二元论至今仍为康德学派所继承。在这种二元论的框架内,很自然地出现了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一种是自然科学家所创造的文化,一种是文学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化。自然科学家和文学作家们在心智、道德和心理状态方面很少有共同之处,以至尽管共处同一个校园,彼此却似远隔重洋。两种文化彼此分离,两种学者彼此之间没有相互交流和理解[42]。其实,与自然科学分离甚至隔离的不只有文学,原本与科学一体的哲学也有与自然科学隔离的倾向,深受康德学派影响的正统学院派伦理学尤其是这样(这也与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有关)。当代属于“名门正派”的伦理学家,不是对自然科学前沿毫不了解,就是对自然科学怀有莫名的敬畏。他们或许都认为,康德建构的世界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在其中,人是目的本身,是自由的,因而享有尊严、内在价值和权利,超越于因果律(或充足理由律)之上,而非人事物受因果律支配,是不自由的,因而没有尊严、内在价值和权利。自然科学和人文学(包括伦理学)的分离和隔离正好对应着这样的秩序井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然科学着力发现自然规律,进而提供日益发达的技术,以服务于作为目的自身的人之改造世界、制造物品、创造财富的目的,而包含伦理学的人文学则着力张扬、捍卫人的尊严、内在价值和权利,以维持一种以人权原则为基石的社会秩序。两类学者各司其职,则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殊不知这种“井然秩序”只是康德学派以理性的名义强加于世界的。

  我们且不提事实上康德学派的伦理学无法确保社会和谐与天下太平(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束后又面临威胁)。就哲学而言,分析哲学中的物理主义则与笛卡尔-康德的二元论直接冲突。物理主义(Physicalism)被许多当代分析哲学家看作是标准的世界观,如今你若否定物理主义,分析哲学家们不会指责你犯了什么概念错误,却会指责你不仅公然违背了科学,而且违背了科学所支持的常识[43]。可见,物理主义是受到科学支持的常识性的世界观。物理主义声称万物皆是物理的[44]。所谓物理的,无非就是能被物理学所说明的。例如,宣称一切有形质的物体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最神奇的现象人类思维归根结底不过是复杂的神经元的物理运动。人们可能会说这种世界观与许多常识或广为接受的哲学信念相冲突,其中备受康德学派珍惜的信念便是人的行动自由或意志自由。但分析哲学家们认为,这些冲突是可以通过哲学分析而加以消除的。赖尔的《心的概念》、斯马特的《感觉和脑过程》(论文)和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都可看作消除这种冲突的典范[45]。如果物理学仍停留于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决定论,那么物理主义就会把人的自由解释为一种假象,这是康德学派绝对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性哲学内部始终存在着物理主义与二元论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

  2.知识论。现代性哲学的知识论或可被命名为独断理性主义,它包含三个基本信念:第一,知识统一论;第二,完全可知论;第三,还原论。现代知识统一论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普遍主义思想,它以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和排中律为依据,认为真命题与假命题之间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一切线或真知识都将逐渐汇入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中,直至达到终极真理(A Final Truth),有人称其为知识“圣杯”(Holy Grail)。在欧洲思想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头脑(Minds)将其几十年的生命用于寻求这种圣杯,或大自然的隐藏密码: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开普勒、爱因斯坦、普朗克、薛定谔、海森堡。这个名单很长。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样做”[47]。这种知识统一论已蕴含了完全可知论。信奉知识统一论者通常相信,人类知识就朝着终极真理不断进步。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就相信:物理学进步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关于自然的终极理论(A Final Theory)。终极理论就是关于自然之终极定律(The Final Laws Of Nature)的理论[48]。还原论思维方法在西方同样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还原论可被分为不同种类,其中的实体还原论和数理还原论最值得深究。实体还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多不少地由其各部分构成,每一部分又由更小的部分构成一切物体的最细微的部分是基本粒子。数理还原论认为,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现象都受永恒不变的数学原理(方程)支配。信息哲学的计算主义与数理还原论相通。

  现代性哲学浓缩了工业文明的精神追求个人自由,通过征服自然而让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现代性哲学的世界观和知识论都把自然看作一个受永恒不变规律制约的客体。根据现代性哲学,随着人类知识向“终极真理”或“终极理论”的无限逼近,人类日益接近于得到“统辖星球、石头乃至万物的规则之书(The Book Of Rules)”

  [49]。我们可称此书为“征服宝典”。西方人一直想得到这本宝典,自伽利略宣称“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以来,人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将日益接近于拿到这本宝典。换言之,人们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在宇宙中将越来越自由、自在、自主。在现代性哲学框架中,被一切高级宗教和前现代意识形态所唾弃的物质主义却被辩护为天经地义的合理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在“两种文化”分离的工业文明中,人文学者们在推动公民社会实现所有人的平等的自由,而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则在不断扩展人们日益便捷地实现其不断膨胀的欲望的自由包括夏日享受空调甚至欣赏冰雕、跨洋视频通话、翱翔天空和太空等等。如今,人们甚至希望妇女免受妊娠分娩之痛,甚至希望长生不老。现代性哲学及其所形塑的制度和激励的科技创新,支持并激励几十亿人“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支持并激励文明的“黑色发展”不再依赖太阳能而依赖煤、石油、页岩气、可燃冰、铀等矿物能源的发展。在工业文明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争强斗富的竞争。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强国不遗余力地将高新科技投入军事应用。于是,在工业文明的和平时期各国竞相征服自然(梭罗称之为“征服自然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难以持久。当今世界已贮存了大量的核武器,一旦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则难免使用核武器。一旦使用核武器,则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会加剧人类“征服自然的战争”。

  [50那时,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就完全合一。生态哲学家没有这么乐观,他们首先指出,“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黑色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或一言以蔽之,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人类文明的出路是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哲学家大多认为,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历程,因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根本缓解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积攒的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文明的人必然要用技术去创造人工物,即人为之物,运用技术的人为努力必然会改变或破坏自然物和自然环境的本来状态(即自然状态)。人工物越多、人工力量越大,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越大。这种张力就内蕴于文明之中。在从原始文明到工业文明前夕的几十万年的历史中,这种张力一直在缓慢地积攒,原始文明积攒得最慢,农业文明积攒得较快。工业文明则在其发展的短短的三百多年内,把这种张力扩张到了极限。继续扩张,地球生态系统将趋于崩溃。建设生态文明就要从根本上缓解这种张力,使文明与地球生物圈和谐共生。这是无比艰难的,并非科技(包括信息科技)持续进步所能自然而然地推动实现的。实现这一目标或许需要历经若干个世纪,需要实现文明诸维度(可约略分为器物、制度、观念等,亦可约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错综复杂的联动变革。这种文明之整体性的联动变革必须有一种系统论、整体论的哲学和科学的指导。生态哲学和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

  生态哲学吸取量子力学和蕴含生态学的复杂性科学而确立其世界观。如著名生态哲学家克里考特所言:物理科学已看到了宇宙的边缘和时间的开端,且已深入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们关于空间、时间、物质、运动以及关于人类知识之本质的观念也必须加以根本改变。于是,今天的哲学家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哲学家都更需要去应对不可逆转的人类经验以及充分涌流的源自科学的新信息和新观念,以便重新界定世界图景(The World Picture),思考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角色,弄清这些宏大新观念(Big New Ideas)会如何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并重新协调我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51]。可见,生态哲学不是在学院派哲学框架内而继续与自然科学隔离的哲学,更不是学院派哲学的分支,而是积极回应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并提供新的世界观、知识论和价值观的新哲学。

  [52]。这里的大自然既可以指包含宇宙(物理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存在之大全”,也可以指老子所说的作为万物之源的道[53],不妨简称为“整体大全”。万物皆在大自然之中,万物皆处于时间之中,即皆处于生灭过程之中。任何自然物都可以成为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整体大全”或万物之源的大自然不可能成为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现代性思维的一个致命错误是把自然物等同于自然,物理主义就因为这种混淆而既无法触及“存在之大全”或万物之源,又容易忽视自然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54]。当代著名过程神学家柯布说,万事万物皆在其中发生的整体(The Totality)或大全(The Whole)就是上帝[55]。世界之所以是上帝所了解的世界就因为上帝的知识是对万物的不偏不倚的包容。上帝了解并看重每一只麻雀,也了解并看重每一个人。麻雀有其自身价值,人也有其自身价值。但仅仅局限于世界之内很难比较麻雀和人类的价值。正是在上帝那儿,每一种价值都恰好是它自身,并与一切其他价值处于和谐统一之中[56]。人类忽视了这样的整体大全就会陷入困惑和矛盾[57],会导致“偶像崇拜”,会把不是终极价值的价值当作终极价值,会把不是整体的部分当作整体[58]。

  [59],无法获得科学的支持。柯布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正确地指出:在人的思维框架中,如果没有“整体大全”,人们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和矛盾,很容易把部分当作整体,很容易把不是终极价值的东西当作终极价值。例如,在物理主义的框架内,人们容易把自然等同于地球,或把产生于“大爆炸”的宇宙当作“整体大全”。如果你把我们所在的宇宙当作整体大全,那么就必然认为,不能追问这个宇宙之外还存在什么。但科学又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有限的,于是追问这个有限的宇宙之外还存在什么,并不违背逻辑规则。如今,已有物理学家认为,可能存在多个宇宙。当今有些理论家还说多元宇宙(Multiverse)是永恒的,因此并非是由外因所引起的(Uncaused)[60]。那么整体大全就不仅包括我们所在的宇宙,还包括一切可能的宇宙。在现代性思维框架内,由于“整体大全”消失了,把自然等同于地球的人们在看到地球日益人工化时就错误地认为,自然是可以完全被人类征服的(即认为自然是可以完全人工化的);把宇宙等同于整体大全的人们在欣赏科学进步时就错误地认为,科学将因为发现“终极理论”而趋于终结。这两种错误都鼓励人类征服自然,都鼓励人们把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增长当作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

  把大自然看作整体大全和万物之源则既可避免一神论将整体大全拟人化的错误,又可避免现代物理主义将部分当作整体大全的错误。作为整体大全和万物之源的大自然永远是神秘的,因为它是超验的,是无法被任何数学表达式所把握的,是无法被当作观察对象加以观察的,更无法被搬进实验室内加以研究,它永远都隐藏着无穷的奥秘。但人类之思必须触及这种终极的神秘。基督教通过神学而触及这种神秘,而自然主义可以经由科学和哲学而触及这种神秘。当代著名物理学家罗维利就曾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述及这种神秘。罗维利说:“我们正在探究的领域是有前沿的,我们求知的热望在燃烧。它们(指人类知识)已触及空间的结构,宇宙的起源,时间的本质,黑洞现象,以及我们自己思维过程的机理。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所知的边界(我们)触及了未知的海洋(The Ocean Of The Unknown),(这个海洋)闪耀着世界的神秘和美丽。会让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61罗维利是一位有哲学素养的物理学家,他在人类知识的边界触及了“未知的海洋”,而同时触及了“世界的神秘和美丽”。可见,在自然主义者看来,世界的终极神秘不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万物,不是基督亲临人间,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不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而是永远超越于人类科学认知的“未知的海洋”。能让我们触及这终极神秘的途径不是神学,而是科学。恰是这永远存在的“未知的海洋”决定了人类永远不可能获得绝对的自主或绝对随心所欲的自由;也决定了科学不可能终结,即不可能像上帝创世第六天以后那样无事可做,科学探究永远在途中,在历史中;也决定了人类必须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因为大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权柄,人类永远需要虔诚地“仰望星空”,永远需要虔诚地倾听在人类之上的大自然的“言说”(当代科学家普利高津和罗韦利就代表着这样的虔诚);也决定了人类必须怀有“天命意识”:即人类所欲之事的成败并非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意志和努力,它还取决于运气(即天命),即便我们之所欲不是像长生不老那样的非分之想。值得注意的是,这“未知的海洋”并非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界限分明,我们并非可完全生活在一个完全已知的界限内,那“未知的海洋”并非只是与我们的经验生活无关的“自在之物”。我们的“未知”就渗透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因为自然物都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都处于生生不息的生长之中,我们永远都面临着与各种具体选择和决策直接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经由当代自然科学的指引而思及整体大全,必须摆脱康德哲学之后而居于西方哲学主导地位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当代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认为,自康德以来,“相关性”(Correlation)概念成了现代哲学的核心观念。根据这一观念,我们只能进入思想与存在之间的相关性,而无法进入二者中独立的一方。这便是相关主义

  [62]。在整个20世纪,意识和语言是相关性的两大主要“媒介”,意识支撑着现象学,语言支撑着分析哲学的诸流派[63]。实际上,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至今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范式。但二者都坚守相关主义。于是,主流哲学之思“被锁在语言和意识之内而无法逃脱”[64]。

  根据相关主义,客观性就不再能根据客体自身(The Object In Itself),而只能根据客观陈述之可能的普遍性,而得以界定。先祖陈述(The Ancestral Statement)的主体间性它是可被科学共同体任何成员证实的这一事实确保了它的普遍性,进而确保了它的真。仅此而已。因为严格看来,先祖陈述的所指是不可思考的。如果你拒绝把相关性实体化,就必须坚持认为物理宇宙实际上不可能先于人类而存在,至少不能先于生物而存在。仅当给定了活的(或能思的)存在者时,世界才是有意义的。但说到“生命的涌现”又必须诉诸先于生命而存在的世界中的显现的涌现(The Emergence Of Manifestation Amidst A World)

  [65]。这或许就是柯布所说的思不及整体大全的矛盾和困惑。这里的“先祖陈述”就指断言宇宙、太阳系、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的陈述。例如,在断言“人类起源于200万年前”的同时,断言“宇宙诞生于150亿年前”和“地球成形于45亿年前”。坚持相关主义,你就不能相信先祖陈述。深受康德、黑格尔影响的学者们决不能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自然中少了人就不是完整的自然,从而不能承认在人还没有出现之前自然已经存在。

  但哲学之思又必须摆脱相关主义的束缚而思及整体大全。人类必须相信,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整体大全是超越于人类认知的,人类的出现只是发生于整体大全中的一个事件。如果由一切科学和哲学都是人的科学和哲学,在人的科学和哲学之外没有其他科学和哲学,进而推出:除了人以及人建构的生活世界之外不存在任何既非人也非人造物的存在者,那便是狂妄的愚蠢。其实,思及整体大全不需要像梅亚苏等人那样在逻辑和数学上绕圈子,通过当代自然科学家的哲学之思即可。如果你能像普利高津那样相信大自然是有创造性的,能像罗韦利那样意识到在人类所知之外尚有个“未知的海洋”,就容易理解,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大自然是超越于人类之上的,人类生存所直接依赖的地球和太阳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哲学思及整体大全与科学认知整体大全绝不是一回事。思及整体大全只是意识到整体大全的存在,进而意识到人类知识永远是不完全的,永远是真假混杂的,人类实践永远都面临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永远都有不可预料的后果。有此意识,我们才会敬畏自然、服从自然、保护地球。这和科学认知DNA全然不同,人们认知了DNA就力图操纵生物有机体。哲学思及整体大全只要求人类对在人类之上的大自然心存敬畏,进而弃绝征服自然的妄念。

  保罗泰勒等环境伦理学家提出了生物中心的世界观(The Biocentric Outlook):人类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成员,其他生物是相同意义上的共同体的成员;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所有其他生物物种都是生物系统的内在要素,生物系统是由互相依赖的各种生物构成的,所以每一种生物的生存以及生存境遇的好坏不仅取决于环境的物理条件,也取决于诸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的有机体都是生命目的中心(Teleological Centers Of Life),换言之,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一个按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它自己的善(Its Own Good)的独特个体;人类并不内在地高于其他生物

  [68]。深生态学创始人奈斯认为,在人和自然物乃至大自然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每一个人都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一切生命形式的权利都是不可量化的普遍权利,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生物物种拥有比其他物种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69]。

  汤姆里根和保罗泰勒都自称是环境伦理学家,我们可把利奥波德看作生态哲学的先驱,奈斯是最有影响的生态哲学家之一。由以上所述可知,无论是环境伦理学还是生态哲学都拒斥了笛卡尔-康德的二元论世界观,都认为人与非人生物之间的差别没有笛卡尔和康德认为得那么大。在这一方面,信息哲学家走得更远。

  那么拒斥了二元论会不会导致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否定呢?如果你相信决定论的物理主义,即认为万物都处于严格、线性的因果关系中,那么你就只好相信人类的自由只是假象,每个人所遭遇或所做的一切都是先定的。但普利高津等科学家所建构的复杂性科学以及量子物理学都摈弃了决定论,而认为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甚至认为亚原子粒子是“自由”的,用保罗狄拉克的话说即,“自然是能做出选择的”

  [70]。这种自然观与笛卡尔和康德的自然观截然不同,后者是受牛顿物理学支持的。牛顿物理学是严格决定论的,而复杂性科学和量子物理学是反决定论的。如果我们认为,不仅人类具有能动性,非人事物也有不同程度的能动性,他们都共居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复杂的、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世界之中,那么,不仅人类具有有限的自由,不同的能动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有限自由。人的自由不再是“认识了的必然”和“按照已认识到的必然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而是在复杂、多变且本身具有能动性的环境中的灵动选择[71]。

  2.生态哲学的知识论。现代性哲学的知识统一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物理学的统一不仅没有得以实现,而且不可能得以实现。数理还原论可以说是知识统一论的另一个名称。数理还原论设定,大自然的复杂多样和变化不定只是现象,支配现象的规律(或本质)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用数学表征的,而且可以表征为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数学体系)。然而,现象与永恒规律(本质)之二分只是源自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教条,复杂性科学正在拒斥这一教条。普利高津和斯唐热说:“我们的宇宙具有多元、复杂的特征。结构可以消失,也可以出现。”

  [72换言之,变化的并非只有现象,宇宙的深层结构也处于生灭变化之中。“大自然就是变化,就是新事物的持续创生,是在没有任何先定模式、开放的发展过程中被创造的全体”[73]。大自然中充满了“多样性和发明创造”[74]。既然如此,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把大自然的一切奥秘都装进一个内在一致的知识体系内。从不同视角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或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切入的认识可以各自表述为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但当你试图把所有的体系都整合起来时,便会出现矛盾[75]。美国达特默斯学院的自然哲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格莱泽说:从泰勒斯到开普勒,到爱因斯坦,到超弦理论,对终极真理(The Final Truth)的追求一直激励着历史上的一些伟大头脑。尽管超弦理论研究有些进展,但这一探究迄今仍是失败的。某些部分统一确实实现了。例如,电与磁的统一,即电与磁是同一种在空间以光速传播的波。但我们不可忘记,磁单极子的不存在如何破坏了电磁统一的完美,尽管我们仍可以把电与磁归入同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已发现弱相互作用如何破坏了一系列的內禀对称性(Internal Symmetries):电荷共轭、宇称,甚或二者的结合。这些破坏的后果与我们的生存深刻相关:它们将时间之矢指向了微观层面,为产生物质超过反物质的剩余提供了可行的机制。如果没有这些非对称性(Asymmetries),宇宙就会充满了辐射和几种稀少粒子的场,就没有原子,没有星球,也没有人类。现代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启示很明确:我们是大自然中的不完美性的产物(The Product Of Imperfection In Nature)[76]。这里的对称性也指数学上的统一性,非对称性和不完美性都指数学上的非统一性。简言之,知识统一论和数理还原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现代性哲学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世界是完全可知的。这一信念又直接依赖于知识统一论或数理还原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绝少有人意识到:无论人类知识如何进步,人类知识与大自然所隐藏的奥秘相比都只是沧海一粟。当然,这一命题无法获得演绎逻辑的证明。但是,有此意识才能克服现代人征服自然的狂妄,形成人类可持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情怀对大自然的敬畏。前现代人一直有对大自然或神灵的敬畏。当然,前现代人的敬畏更典型地表现为对神灵的敬畏,如欧洲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现代性祛除了神灵之后,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和浅薄的人道主义就宣称,人类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就是独一无二的具有自主性、尊严和内在价值的存在者。现代性的这种狂妄与柯布所批评的没有“整体大全”的思想体系的缺陷直接相关。人们把自然物(如地球、宇宙)等同于自然,又继承了柏拉图以来的现象与本质的截然二分,认为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被人类多揭示一点,大自然隐藏的奥秘就少一点,于是,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大自然的全部奥秘将日趋暴露无遗(指完全为人类所知)。这便是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完全可知论,它与知识统一论内在地相关。今天,总算有普利高津和罗维利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开始用科学的成果反驳这种完全可知论。根据复杂性科学,坚持现象与本质二分的人们过分忽视了大自然的创造性,低估了大自然的复杂性。普利高津认为,不仅现象是复杂多变的,大自然的深层结构也是复杂多变的。如前所述:“大自然就是变化,就是新事物的持续创生,是在没有任何先定模式、开放的发展过程中被创造的全体。”人类如何能够把握这样的大自然的全部奥秘?面对这样的大自然,完全可知论就只是狂妄之人的妄念。面对大自然的创造,人类的一切创造都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星球上的一个物种的小制作。如同孙悟空面对如来佛,孙悟空一个跟头可翻出十万八千里,但无论他翻多少个跟头,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人类与地球上的诸物种比确实厉害得不得了,如今的科技更是在加速进步,但无论科学如何进步,人类之所知与大自然的奥秘相比都只是沧海一粟。如罗维利所说的:“我们看得越远、理解得越深,就越对世界的多样性以及我们既有观念的局限性感到震惊。”“我们就像地底下渺小的鼹鼠对世界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但我们不断地学习”

  或有人指责我们已陷入不可知论,似乎承认存在罗维利所说的“未知的海洋”,或认为人类之所知与自然奥秘相较是沧海一粟,就已陷入不可知论,似乎只有坚信完全可知论的人,才是可知论者。其实,人类认知自始至终都只能是出于人类目的或人类价值目标的认知。把穷尽自然奥秘、“上帝创世的秘密”或“终极定律”确立为人类认知的终极目标是人类认知的僭妄。我们可以获取各种知识,凭借各种知识我们可以超越于地球诸物种之上(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对待非人物种),例如,我们可以获得耕种的知识、冶炼的知识、制造各种物品和机器的知识、登月的知识即我们可以获得实现我们各种价值目标的知识。“可知”只能是这种意义上的可知。格莱泽说得好:“不管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最好记住,我们的故事只是我们的故事,它们和我们自身一样是不完美的、有局限的;我们最好记住不要去追求绝对真理但力求理解。如汤姆斯托帕德在其戏剧《乡村乐园》中所提醒我们的,认知一切并非重要的,认知的热望才是重要的。”

  [78我们的价值目标必须是适当的,而不可以是狂妄的。我们不能因为古人不能飞行我们能飞行,我们做到了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以为虽然我们今天没能把握大自然的全部奥秘,未来的人类可以。格莱泽说:“就像鱼不能设想作为整体的海洋,我们也不能设想自然之大全(The Totality Of Nature)。”[79应该说,人类不该奢望以科学方法去认知自然之大全,但思及自然之大全进而对自然心存敬畏恰是人之本分[80]。当然,总有人超越了具体实践的目标,去为知识而知识,但“为知识而知识”也是一种价值目标。罗维利所说的“我们求知的热望在燃烧”,应该指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激情,也就是格莱泽所说的“理解”自然的激情。

  [81]。生态哲学当然也要采用系统论和整体论方法。在方法论层面,系统论和整体论并非与还原论互斥,却可以与之互补。科学和哲学都必须使用分析的方法,从而会在特定论域中诉诸还原论。还原论指导下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我们对物质的认识已达到基本粒子层级,对生命的认识已达到分子水平。但我们不能不分语境地说,物质就是基本粒子,生命就是DNA。忽视了不同层级的整体,分析性的知识对我们没有用。例如,并非了解了DNA就把握了生命的所有奥秘,如霍华德欧德姆所言,有许多信息根本不在对微观成分和部分的辨识中[82]。

  [83]。本体论的还原论与古希腊以来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分直接相关。数理还原论认为,纷繁复杂的现象都可以归结为永恒不变的数学定律(方程);实体还原论认为,纷繁复杂的现象都可以归结为基本粒子和场。当代物理学一直在解释微观粒子的多样性,而量子物理学已表明了亚原子粒子的潜在性,甚至表明了亚原子粒子的非物质性。于是实体还原论已陷入困境,而数理还原论已被表述为计算主义。但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同时意识到凡人类表述出来(说出或写出)的数学语言都是凝固的、僵硬的,凝固、僵硬的人类语言永远不可能把握住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那么就容易明白,数理还原论只能被当作人类认知的方法,而不是大自然本身的构成法则。

  综上所述,如果说现代性哲学的知识论是独断理性主义,那么生态哲学的知识论便是谦逊理性主义。它承认本体论意义上的整体大全或万物之源的存在,但不再认为真理大全是人类认知的终极目标。它把科学看作人类与大自然的对话或人类倾听大自然言说的一种途径,而不再认为科学可最终完全揭示隐藏在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的永恒不变的规律。它相信人类凭其理性可建构日益进步的文明,但不认为人类凭理性可征服自然。它认为客观性是理性要着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但不认为人类认知可达到绝对的客观性。

  3.生态哲学的价值论、价值观和伦理学。生态哲学的价值论(Axiology)因拒斥了笛卡尔-康德的二元论而与信息哲学有相通之处,即不认为人的主体性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而认为不同的能动者有不同的价值(既包括内在价值也包括工具价值)。在地球生物圈中,人具有最高水平的能动性,因而既拥有最多的权利,又必须承担最多的责任。当然,生态哲学没有像信息哲学那样认为,人工物(工具、机器、机器人等)也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生态哲学已拒斥了摩尔、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学派的事实-价值二分,而力图谋求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话和互补。

  生态哲学着力批判现代性价值观物质主义,认为物质主义价值导向是现代性哲学的要害,是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大量论述,可参见拙著《非物质经济、文化与生态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此只简略阐述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现代性哲学之世界观、知识论的关系。

  所有的高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前现代意识形态(如中国古代的儒家)都拒斥物质主义,都鄙视物质主义者。当然,基督教比较复杂,当新教宣称赚钱也是荣耀上帝时,它默许了物质主义,但不至公开认同物质主义。物质主义的大化流行既依赖于物理主义世界观,又依赖于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当上帝和天堂被当作幻觉或心灵安慰剂,而物质被当作唯一真实的东西时,其他理想(包括真、善、美、爱情)也便被当作从属于物质的东西。于是,人们认为,只有物质财富(金银珠宝、房产、汽车、游艇等)才是真实的,其他东西不是从属性的就是虚幻的。独断理性主义则要人们相信,人类创造物质财富、改造自然环境甚或征服自然的能力将随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提高。物理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都宣称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支持。于是,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仅获得了现代哲学的辩护,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支持。有了这样的哲学和科学,资本主义也可获得周密的辩护,于是商业精英引领潮流也可得到合理的辩护。于是,“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可得到“合理”的辩护。总之,现代性哲学和现代分析性科学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提供了合理的辩护。这里的“现代分析性科学”指从牛顿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物理学的理论物理学,它在方法论上坚持还原论,在世界观上坚持决定论。

  在现代性哲学和科学的指引下,人们追求三种自由:(1)社会自由,废除奴隶制、妇女解放乃至让同性恋者得到承认,都是争取这种自由的努力;(2)征服外部自然的自由,南水北调、建三峡大坝、登月、建巨大能量的加速器,都是争取这种自由的努力;(3)改变人之内在本性的自由,改变性别的手术和用基因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人类的设想,都属于追求这种自由的努力。第一种自由奠基于人的个体性,其界限是很明显的,康德和罗尔斯都阐明过这种界限。确信现代性哲学和现代科学的人们认为,第二种自由的现实的界限是迄今为止的科技水平,例如,目前我们尚无登上火星的自由,因为我们的技术水平不够。但就科技发展趋势看,这种自由是无限的。第三种自由与本文主旨没有直接关系,不在此展开论述。生态哲学和生态学特别要纠正现代性关于第二种自由的错误。事实上,大自然是不可征服的,地球也不是可以任意改造的,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力度,或人类活动的生态足迹,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之内。换言之,第二种自由的界限就是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

  生态伦理指出,人类就在生态系统之中,用利奥波德的话说,人类是与土地共同体中其他成员(非人生物、土壤、水等)平等的成员。所以,生态伦理重视共同体成员保护土地共同体的责任。克里考特说:“把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当作至善的环境伦理不授予植物、动物、土壤和水之外的事物以道德地位。相反,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善才是评价其各个构成部分之相对价值和相关地位的标准,且提供公平判决各个部分之需求冲突的手段。”

  [84就此而言,生态哲学的伦理学(即生态伦理)与集体主义相通。但生态哲学绝不否认生命个体的相对独立性,更不否认个人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不否认捍卫个人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重要性。

  显然,信息哲学和生态哲学都批判现代性哲学,都认为工业文明已行将就木,因而都在呼唤一个新时代和新文明。两种新哲学的世界观和伦理学有较多的相通之处,例如,都拒斥僵硬、独断的主客二分,信息哲学家中的弗洛里迪也认为,人类具有不可推卸的保护环境的责任,甚至认为信息伦理学是E-环境伦理学。在知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双方的分歧较大。例如,信息哲学更容易走向还原论、一元论和完全可知论,而生态哲学更倾向于过程论和多元论(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二元论)并拒斥本体论和知识论的还原论。信息哲学主要奠基于图灵关于智能的计算主义思想以及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生态哲学奠基于远比智能理论普遍、深刻的量子物理学和复杂性科学。二者可合力批判现代性哲学,建构一种全新的思维框架,呼唤一个全新的文明。数字化技术确实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手段,例如,信息经济可朝非物质化方向发展,共享经济必须有信息技术支撑。非物质化和共享都是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从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历史学家都认为文明区别于非人动物群落的根本特征在于发展(或进步)。文明发展不同于非人生物进化。发展是人为的,而进化是自然的。原始社会发展得极度缓慢,故汤因比等历史学家认为原始社会不能算文明。农业文明的发展是绿色发展,即主要依靠太阳能的发展,或朝向太阳的发展。但由于农业文明技术简单,故发展仍然缓慢。农业文明的绿色发展是低技术的绿色发展。工业文明的发展是“黑色发展”,是背离太阳的发展,即不再依赖太阳能而主要依靠矿物能源(煤、石油、铀、天然气、页岩气、可燃冰等)的发展。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科技快速进步,故发展空前加快,但由于这种发展是背离太阳的,从而导致了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因而是不可持续的。走向生态文明是重走绿色发展之路,但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是选择继承了工业文明之高科技的绿色发展。以高科技为技术支撑的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根本特征。历史学家讲的发展不是任何单一指标(如GDP)的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改善(包括精神提升)。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亦然,它既不是单一的物质财富增长,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一的科技进步,而是包含技术进步、政治进步、文化繁荣、精神提升的综合发展。

  【主持人语】反思研究,是近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十分普遍的研究路径。反思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约而同的选择,不是偶然的事情。其内在的原因可能在于,进入一个“全球化”“互联网”“人工智能”或“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虚拟社会”等等被称为所谓“后现代社会”之后,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人文社会学科对此的解释还停留在原来水平。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引发解释的焦虑。解释的焦虑,催生对自我的怀疑和反思。该怎样描绘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到底多大程度上改写了理论的走向,在重建本土文论话语的过程中该如何面对西方文论资源、古代文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如何焕发出活力,显示出应有的解释能量?等等,这些都是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发表的一组文章《从知识学模式进入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即是在知识学模式的引领下展开的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状况的各有侧重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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